这些藩篱与隔阂，包含星罗棋布于全国的家族宗法势力，森严的阶级区分、三纲五常的束缚、政府与民意的严重隔阂等等，因此打破上述种种‘分别相，使这个国家的所有基本分子相‘通，是这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要求。
总而言之，本文的内在逻辑是：由情感自由的分别探讨，归趋于二者关系的简别，最后归趋于情感理性的概念。[66]借用中国哲学界常用的说法便是，蒙培元先生这是旧瓶装新酒——使用已有的概念做了全新的诠释。
进而，蒙培元先生还通过仁爱概念对情感理性进行了实证分析。他说：这虽然不是儒家哲学所提倡的，但是儒家的情感哲学在当代的转换中，未必不能产生出这样的结论。蒙培元先生的意思是，儒家的意志自由是理性的。情感与理性的二分（或知、情、意三分），已经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传统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[61] 蒙培元：《情感与理性》，第310-342页。
这就涉及到意志自由的问题了。……要回到儒家哲学的精神中来，从心理基础出发解决道德实践的问题。故老子曰：‘道冲而用之，有弗盈也。
孔子所思考的问题，主要是属于文化史的内容，其哲学问题意识较为薄弱。至于耳、聃，其义相近，古或一字。司马迁写作《史记》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有闻必录而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，并且在写本传时经常有附传的体例。此外，还有一种意见，以为《老子》是一部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，因而认为老子总结了以前道学思想的发展。
书中明确提到老子的有五处：1.《贵公》篇说老聃至公。（二）孔子问礼于老子 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
在天道观方面，老子思想是从《易经》到《易传》的承先启后的中间环节，而孔子则是罕言天道的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仁义与绝仁弃义之争，还是尚贤与不尚贤之辩，都是由于西周末期以来礼制文化的种种弊端所引发的，各派都是针对这种礼制文化而阐述各自不同的观点，所以并不存在哪个命题在先，哪个命题在后的问题。至于《老子》其书的问题，梁启超认为《老子》书中用王侯、王公等词，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，并认为仁、义对举是孟子的专利品，从前各家是没有的。梁启超、冯友兰等把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推后，其论据是十分薄弱的。
《老子》成书则相当早，应在春秋之末。唯《礼记》曾引述，而《礼记》编成于汉初。'而《老子》六十七章说：慈，故能勇。4.《不二》篇说老聃贵柔，孔子贵仁。
子曰：‘南方之强与，北方之强与，抑而强与。……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。
私人著述之事，老子早于孔子。梁启超曲解《史记》把他们说成为一个人，其实这不是司马迁的观点。
这一记载是汉代人的说法，在先秦典籍中没有根据。2.《礼记·曾子问》说孔子助葬于巷党，而巷党可能是鲁地。《天运》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求道、仁义、古代典籍（《六经》）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。有关老子的姓氏，《史记》说：老子者，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。哲学发展的进程与科学史有所不同，它不是呈直线上升趋势的，而是上下起伏、反复曲折的。4.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，孔子居陈三岁，而老子是陈人（苦县原属陈），因此，孔、老也有在陈相遇的可能性。
老子曰：‘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司马迁说：老莱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。
吾所以告之，若是而已。《礼记·曾子问》中所记载的孔子与老子谈话的内容大抵如此。
例如，行军的时候国王的牌位应该放在何处，出丧的时候遇到日食又如何处理，小孩死了以后应该埋葬在近处还是远处，居丧的时候应该从军还是应该退役等等。三、思想线索——老子反对周制，孔子其后维护之 老子其人早于孔子，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。
《吕氏春秋》一书，乃是汇合道家、儒家、农家、阴阳家、法家等各派的思想而成。30年代时，疑古之风盛行，又加上儒者一脉相承的旧道统观念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和冯友兰两位。古史辨派的一位学者指出：老子的年代问题，究竟是要解决的，除非将先秦的学术束之高阁，否则这个问题如不解决，一切都发生障碍。'这里所引的以德报怨，正出自《老子》第六十三章。
'这里所引的是《老子》第四十三章和第七十六章的文字。我们认为《礼记·曾子问》中所记载的是年轻时的孔子与中年时的老子相遇时的情况：孔子17岁时，老子由于政治上的某种缘故，流放到鲁国，是以孔子在鲁求教于老子并从老聃助葬于巷党。
这本书可能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后，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编，而后儒辑之以成书者，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。这里的度数、阴阳便是《易经》的基本内容。
又曰：‘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刚强，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'有天下而不与的观点可能来自《老子》。
这些记述除了表明老子的思想和形象之外，还表明老子与孔子同时，且为孔子的先生这一事实，它在吕氏门下的那一批学者们那里也是毫无疑问的 有关老、孔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典籍记载，见于儒家学派的《礼记》中的《曾子问》。近人徐复观也曾批评梁启超未能细读《史记》，而冯友兰先生分老聃、李耳为二人，在先秦资料中，可谓毫无根据。并且，细查《庄子》书中关于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记载，如关于孔子与其弟子颜渊、子路、冉求，孔子与叶公子高，孔子与楚狂接舆，惠子与庄子，公孙龙子与魏牟，管仲与齐桓公等等相互关系的记载，其中在时代上绝对可能与大概可能的问对或交往，有79次之多，而在时代上绝对不可能者只有两次。可见，冯先生将《老子》年代移后的说法，是毫无根据的。
同样，老子反对尚贤的观念也是如此，老子的不尚贤也并不是基于孔子的举贤和墨子的尚贤而提出的。2.他曾经做过周守藏之史。
其中三则是吾闻诸老聃曰，另一则还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。所有这些古代典籍都证明，孔子学于老聃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。
《老子》与《孙子》文体相近，既然《孙子》一书可以肯定为春秋末年的著作，则《老子》一书出现于春秋末年，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了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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